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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

法家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

一、引 言

众所周知,儒家提倡"礼治"、"德治"或所谓"人治",法家则崇尚"以法治国"。很明显,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。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。那么,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,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?我们今天所追求的"法治"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?本文的目的,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。

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,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,并不一致。从汉代到近代以前,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,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。但是,近现代以来,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,此起比落,不绝于耳。这种现象的时代背景是: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,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。儒家传统在"打倒孔家店"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,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,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是我们"古已有之"的相类物,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"以法治国"的思想。如何理解和评价我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,确是一个具争议性的课题。二、古代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

(1)法的客观性。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,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、公正的准则,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。 (2)法的强制性。法家强调"法"和"刑"的结合。他们认识到,使法有别于道德或"礼"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,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,违法的后果,便是国家施予刑罚。 (3)法与财产权确定。法家思想家常常提到法律的"定分止争"的功能,用当代的话语来说,便是界定产权、平息纷争。法家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起源的学说,在某些方面与近代西方霍布斯、洛克等人的思想相似,即指出国家和法律的出现乃是针对原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﹙"自然状态"﹚中出现的问题的。(4)法与人民的利益。虽然法家人物都是所谓"法术之士",即为君主出谋献策、协助君主管理国家的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,但是法家所提倡的法并非只反映君主的利益,也是﹙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﹚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。 (5)法与公私区分。古代法家思想的另一贡献是确立"公"和"私"的区分。"公"是国家整体的利益,"法"是"公"而非"私"﹙个人利益﹚的体现。《韩非子》说:"夫立法令者,以废私也。法令行而私道废矣。私者,所以乱法也";"能去私曲就公法者,民安而国治。能去私行行公法者,则兵强而敌弱。" 其它法家人物对于公和私的问题也有类似的论述。 (6)法的平等适用。法家提出"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一断于法"的主张,是与原有的"别亲疏,殊贵贱"、"礼不下庶人,刑不上大夫"的"礼治"秩序针锋相对的;在礼治秩序里,贵族享有各种特权。正如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,"法律之前人人平等"的主张针对的是当时贵族﹙以至教会﹚的特权,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中的法律平等适用的概念,也有其作为巩固王权、对抗贵族的政治斗争中的武器的意义。虽然如此,但正如资产级的"法律之前人人平等"的原则一样,法家关于法律与平等的思想作为思想本身,仍有其超越其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和价值。 (8)法应公布、清晰、易明。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,务求家喻户晓,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。(9)法的可遵守性。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控、导引人们的行为,但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做的事是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做到的、属他们能力范围以外的,那么这条法律便是注定失败的了。法家对此有一定的认识。 (10)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。 (11)法不应溯及既往。(12)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。法家主张"信赏必罚",强调必须保证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奖赏的行为,他一定真的得到规定的奖赏;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惩罚的行为,他一定真的得到规定的惩罚。这样便能取信于民,法律指导人民行为的功能才能发挥。用现代的话语来说,这便是要求法律的操作和执行有高度的可预见性,人们可以清楚预见到他们或别人的行为的﹙由法制的运作而产生的﹚实际后果。

三、法家思想传统的负面因素

(1)重刑政策法家主张使用重刑,不单是对重罪予以重刑,而且要"轻罪重罚"以收阻吓作用,杀一儆百。法家的重刑政策是为统治者的方便和所谓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,不惜牺牲个人的权益,这是与现代人权思想背道而驰的。(2)愚民政策。为了有效统治、富国强兵的需要,法家不惜实行愚民政策,否定人民的个性、创造力和自由思想。谓治者具有高等人格,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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